石门殊豁险，篁径转森邃。
孟浩然，唐代著名的田园派诗人。他早年刻苦治学，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有志用世，胸怀报效家国的鸿鹄之志。然而仕途蹇滞，壮志难酬，他索性做起闲云野鹤，隐居于故乡襄阳鹿门山中。尽管生活困苦，但他仍满怀激情徜徉于茅庐田园，啸傲于林石溪瀑，以饱满酣畅的笔墨吟山颂水，笑看花开花落。据《江南通志·舆地志》和《清一统志·安庆府》记载，桐城县西十里地有西环山，又名官庄山，此地石门悬瀑，林壑幽深，最为奇绝。清朝桐城人姚兴泉有诗赞曰：“桐城好，奇绝石门冲。半壁排空断归鸟，一条飞下似游龙，水碓带云舂。”溪流在崖顶上汇拢后飞泻而下，喷珠溅玉，氤氲袅袅，美不胜收。石门冲长约1公里，东南崖壁上 “石门真隐”四字石刻仍依稀可辨，这四字隶体大书呈纵向排列，大书的左下角还有两纵列十一字隶体小书落款，笔力苍劲，气势恢宏，古风蔚然。右：书丹后的石门摩崖石刻/程唯慎（网名香山一叶）提供“擅江北名山之秀”的龙眠山，宛若一块镶嵌在大别山南麓的碧玉，温润而优雅，层峦俊逸，群峰葱翠，飞瀑溪流清丽而婉约。自古以来，龙眠山就是隐逸界的真君子，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博大精深的桐城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吸引着无数文人雅士纷至沓来。
北宋时期，一代白描大师李公麟开桐城之先声，二十九岁那年他在龙眠山买地构筑龙眠山庄，为自己致仕隐居提前做准备。面对心中的乐土，他喜不自禁，与前来拜访的桐城县令郭祥正饮酒唱和，携手悠游。隐逸山林之美，远离喧嚣之静，连他的好友苏轼和黄庭坚都羡慕不已，发出“人老家何在，龙眠雨未惊”、“诸山何处是龙眠？旧日龙眠今不眠”的喟叹。李公麟之后，参政胡瓒来了，大司马孙晋来了，潘江来了，方学渐来了，老宰相张英来了，就连怀才不遇的李新之也慕名来了……自宋代以来，古老的龙眠山始终敞开着宽阔的胸怀，将向往山林野趣、渴望拂去尘埃的骚人墨客们一个个揽入襟怀。清朝文学家王渔洋有一次由北而南到桐城，刚过北峡关进入桐城境地，站在高岭之上，他向西极目远眺，斜阳西下，龙眠山浸染在粉黛色的余晖中静静地等待着客人前来造访。此情此景，王渔洋不由得发出“龙眠图画里，安得一追攀”的感叹，是啊，眼前就是李公麟图画中所描绘的山水，他是多么渴望能仿效前贤归隐此地，直至终老斯乡。据《桐城县志》和方守敦的《凌寒吟稿》记载：石门冲摩崖除“石门真隐”石刻外，还有“石门”和“寻壑处”两处石刻，相传“石门”为明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题书刻石，可惜后两处为采石者所毁。那“石门真隐”四个字究竟是何人为谁所书呢？我们先来看看落款，由于时间久远，这些石刻已经斑驳模糊。
经过仔细辨认，落款石刻为纵列两排，共计十一个字，我们先按照古代书写习惯将其编号，标识如上图。经过辨认， 1为“雲”字，2为“間”字，3、4、5损毁严重一时难以确认，6根据县志记载、石头的破损状况以及字形，可以确认为“爲”字，7为“伯”字，8为“玉”字，9为“先”字，10为“生”字，11为“書”字。将这些字组合起来是“雲間□□□爲伯玉先生書”，根据字面意思，这三个模糊难以辨认的字应该是人名，此人应该就是“石门真隐”四个大字真正的书丹人。由于时间远湮，石刻经过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字迹已经很模糊，那么，书丹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在清末民初桐城名士方守敦的《凌寒吟稿》中找到了记载：“瀑前山石，刻有石门真隐四大字，明云间陈仲儒为参政胡伯玉先生书”，方守敦在文章中明确记载书丹人为云间陈仲儒。巧合的是，桐城当代画坛耆宿盛东桥老先生曾将此处石刻进行抢救性的拓印，拓印后的字迹豁然醒目、清晰可辨：“雲間陳仲儒爲伯玉先生書”。盛东桥老先生的拓印与先贤方守敦文中记载完全一致，据此，我们可以确定落款为“雲間陳仲儒爲伯玉先生書”。伯玉先生确定是明代参政胡伯玉胡瓒吗？这些字到底是谁人所刻呢？云间陈仲儒又是谁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访问古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列传第一百十一》原文：“胡瓒，字伯玉，桐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闸，驻济宁。泗水所注，瓒修金口坝遏之。造舟汶上，为桥于宁阳，民不病涉。河决黄堌，瓒忧之。会刘东星来总河漕，瓒与往复论难。谓黄堌不杜，势且易黄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运万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飞渡？赞东星浚贾鲁河故道，益治汶、泗间泉数百。寻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瓒治泉，一夫浚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赏罚之。冬则养其余力，不征于官。以疏浚运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璃河桥。三年桥成，省费七万有奇。累官江西左参政。予告归，久之卒。”为此，我们找到了胡瓒家族----桐城川门胡氏【一称东门胡氏】家族的后裔胡庭豪先生，他为我们提供了《桐城川门胡氏宗谱》，通过对族谱以及相关文献的解读，谜底渐渐被揭开。据《桐城川门胡氏宗谱》记载：胡瓒，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讳效才，字用甫，号泽庵【明嘉靖乙丑科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右参政】。胡瓒生于明嘉靖丁巳年（1557）五月初七日，小字柏，又小字道学，字伯玉，号心泽，别号东园老人。他自幼好学，治书经，手不释卷。三十九岁中万历乙未科（1595）进士，授都水司主事，掌管南旺司，兼督泉闸驻济宁，主管山东全境河流水利事业，官至江西布政使左参政。胡瓒性简静好学，在职的时候，有一次在信中对侄子说：“吾视汝辈犹子，平生不喜人出一轻薄之言，行一轻薄之行。众人皆躁，镇之以静；众人皆华，持之以朴。凡矜躁趋华者，吾门不愿有此子孙也。”胡瓒三世居于西环山，万历三十七年（1609）左右，胡瓒效仿李公麟乞归故里，在居住地建“万卷楼”，藏书极丰,鼓励子孙应以耕读为本。从此闭门读书，著书立说，静心养性，不问世事。勤勉好学的胡瓒差一点耽误了自己的人生大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已经四十五岁“高龄”的他才迎来第一个儿子的降生，从那以后，十年间，他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明天启辛酉年（1621）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寓所，享年六十五岁，葬于县东东环山胡家坂【《清一统志·安庆府》记载：东环山在县东三十里，一名鲁谼山】，与居住地西环山隔川相望。胡瓒生活于西环山，安葬于东环山，学者又称他为环山先生。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三十九岁以前，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他和众多读书人一样，怀揣远大理想，为博取功名而勤奋读书。从他中进士后，一直到告归，宦途十四年，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他和其他文人士大夫们一样，胸怀报效家国之志，爱民恤物，恪尽职守。万历三十七年（1609）告归以后，是他人生中的第三个阶段。官场上的黑暗和争斗，使他产生了涌流急退的想法，在仕途顺遂、前程一片光明的时候，他毅然决然致仕告归，隐于故乡西环山。然而，大器晚成的胡瓒，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开始过上倒屐迎客、怡儿弄孙生活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多舛的命运正在悄悄地等待着他。首先是他的第四子不幸夭亡，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的次子因病离世，万历四十五年（1617）他的第三个儿子又不幸罹难。万历四十八年（1620）暮春，灾难再一次降临这个不幸的家庭，他的长子胡吴礽，二十岁，新婚不久就英年早逝，留下一个遗腹女。在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后，第二年（1621）仲冬，西环山寒风萧瑟，悲痛过度的胡瓒在寒风凄雨中散手人寰。去世时，他仅存的独苗----小儿子胡吴祚未满十二岁。 《桐城川门胡氏宗谱》关于胡瓒五子的记载/胡庭豪提供《桐城川门胡氏宗谱》和《桐城耆旧传》上这样记载胡吴祚：生于明万历庚戍年（1610），小字长庚，字永胤，号朴学，别号荷薪老人，治书经，邑庠生。生母陈氏，陈氏本姓吴，从小在外公家长大，所以也就随了外公姓。成人后，娶父亲的同寅--怀宁县山东布政使刘尚志的小女儿刘枝【明朝状元刘若宰的胞妹】为妻，生九子一女【其中刘枝生八子】。《桐城川门胡氏宗谱》关于胡吴祚的记载/胡庭豪提供
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侵扰桐城，胡吴祚分析天下形势后说：“桐乱兆矣。”于是带着家人到贵池避难，后来又从贵池迁到南京。直至崇祯十五年（1642），期间张献忠六次挥兵围攻县城，无奈桐城城墙犹如铜墙铁壁般固若金汤，久攻不下，只好领兵退去，被侵扰长达八年之久的桐城方才浴火重生。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挂煤山，胡吴祚眼见大明气数已尽，遂由南京返回桐城，隐入西环山中。幸运的是，胡吴祚颇有父亲胡瓒的遗风，做事谨慎，为人低调，善于明察秋毫，这使他在明季乱世之中、明清鼎革之际多次躲过灾难。他一生共九个儿子，其中七个长大成人。诗书继世，他的后代传承了优良家风，陆续有多人金榜题名，出仕为官。当初硕果仅存的胡瓒家族，最终成为一个泱泱大族，胡瓒若有知，该含笑于九泉之下。《桐城耆旧传》关于胡吴祚的记载/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
大清定鼎之后，胡吴祚以同龄人方以智【生于1611年】为楷模，看淡名利，保持文人的气节，隐居山林，不事清廷，屡次坚辞出仕。他边辟荒种菜，边著书研学，著《骈雅》一百六十卷。清康熙戊午年（1678）秋，菊花盛开之际，荷薪老人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九岁，世人称他为“真隐先生”。依据胡瓒和胡吴祚的人生经历，按照“雲間陳仲儒爲伯玉先生書”落款的语境，我们可以确信：石门冲摩崖“石门真隐”四字石刻的主人公确系桐城明代达人胡瓒父子俩，题赠乃云间文人陈仲儒所题，“石门真隐”四字石刻是胡瓒去世后，由第三者刻在悬崖之上。明朝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助力了佛教道场的发展和佛教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摩崖石刻的兴盛。尤其在社会政治进入混沌、国家陷入战乱之时，文人士大夫们空有一腔报国之志，他们往往选择到名山之巅，挥凿刻字，或状物，或抒怀，表达自己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惆怅之情。晚明时期，桐城境内就出现了大量的摩崖石刻，像浮山的石刻群、龙眠山椒子崖、碾玉峡和石门冲等处的石刻，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应运产生。据《桐城耆旧传》记载：胡吴祚从南京返回家乡后，携妻带子隐居西环山四十年，甘当山间野老，荷蓑负薪，乐此不疲。尽管生活简朴，但他仍不失雅趣，曾在自家的房屋门楣上方，刻上“环山荷薪老人息影处”九个字聊以自嘲。“读书有味身忘老，报国无期涕每倾”，胡吴祚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之秋，他和众多文人一样，只能赋诗言志，发泄自己悲天悯人之感慨。晚年，他选择信佛，他对家人说：“我活不过七十岁，会在戊午年九月初五日去世。”到了这天卯时，他竟然真的端坐而逝。与胡吴祚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明朝宰相何如宠、阮大铖、吴叔度以及他的儿子吴予翮都在浮山和龙眠山摩崖上留下石刻。吴叔度和吴予翮在龙眠山椒子崖留下“舞壑台”和“雪廊”石刻，与石门冲 “寻壑处”石刻相隔不远【《凌寒吟稿》中有记载，现已被破坏】。一个舞壑台，一个寻壑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巧合”二字来解释。龙眠山椒子崖“舞壑台”和“雪廊”石刻原貌/丁光武提供
前文已经叙述过，胡吴祚的生母本姓吴，《桐城川门胡氏宗谱》记载，胡吴祚的生母死后葬到拔茅山，拔茅山属老桐城南乡，而吴叔度族属桐城麻溪吴氏，祖居老桐城东乡，与拔茅山相去不远。不仅如此，川门胡氏和麻溪吴氏两个家族世代联姻，胡吴祚与吴叔度的小儿子吴季凤【吴予翮的弟弟】还是儿女亲家，胡吴祚的三子胡拱娶吴季凤的女儿为妻，清朝雍正年间进士胡承泽和嘉庆年间举人胡虔就是他们的后代。《桐城川门胡氏宗谱》关于胡吴祚三子胡拱的记载/胡庭豪提供
吴予翮不仅博学强识，他还是一个热爱桑梓的乡贤。崇祯年间张献忠侵扰桐城，县城危在旦夕。紧要关头，吴予翮挺身而出，与胡超【胡吴祚侄子】组织民间力量抗击贼寇，见城墙有崩坏，他还出资修缮。明亡之后，他选择了一条与胡吴祚不同的道路，出仕为官，任福建监纪通判。《桐城耆旧传》关于吴叔度、吴予翮的记载/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
吴予翮与胡吴祚年龄上相仿佛，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都出自官宦家庭，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趣味。尽管他们最终选择的道路有所不同，但他们的风骨和情怀是相通的。在人生的最低谷，胡吴祚和吴予翮攀上摩崖，执凿挥锤，让坚石化为齑粉，排解心中苦闷。据此，我们可以确信“石门真隐”四个字是胡吴祚所刻。那书丹人“云间陈仲儒”又是谁呢？云间是古松江的别称。相传，西晋时期文学家陆云到京城洛阳游学，遇见洛阳名士荀鸣鹤，彼此互通姓名。荀说:“我是日下荀鸣鹤”。陆说:"“我是云间陆士龙”。从此，云间就成为古松江的别称。晚明时期，桐城文人与松江文人交往甚密。明崇祯五年(1632),方以智纵游吴越，在杭州西湖结交陈子龙【字卧子,1608-1647】等云间才子，相交甚欢，云间、龙眠唱和由此展开。不久，在龙眠文人方以智、钱澄之与云间文人陈子龙、李雯等人的倡议下，以共同的诗学趣向结为云龙社，共同推动了明代第三次诗学复古高潮，他们作为各自地方诗坛的领军人物，培育和发展了桐城诗派和云间诗派，对清初诗坛以及桐城文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明时期与胡瓒同时代的“云间陈仲儒”到底是谁呢？是不是晚明隐士陈继儒呢？我们来看看陈继儒的人生经历。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糜公，眉道人、清懒居士、空青公、白石山樵等，明代松江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生，自幼颖异，终身不仕，隐居山林，著名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卒年八十有二。《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隐逸传》记载陈继儒：“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陈继儒出生于江南一个官吏家庭，自幼酷爱书法，曾在多位名家门下学艺。他广泛涉猎书法领域，尤其是对汉隶书法的研究颇深，对古籍、碑刻等领域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这些学习和研究经历都为他后来的书法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万历十五年（1587），时年二十九岁的陈继儒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郑重宣布，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并取来平时穿着的儒生衣冠付之一炬，用以自绝后路，显示出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陈继儒绝意仕进，既是看透生死、看淡仕途的表现，也未尝不是追求自由生活、远离世俗喧嚣的人生抉择。他“谢去青襟”，隐居山林，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在清静的环境里，他隐逸而不脱俗，读天下书，写天下文。虽然一生未仕，却有着诗人、书画家和收藏家等各种头衔，并且与众多朝廷权要、达官显贵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人戏谑他为“山中宰相”。钱谦益曾这样评价过陈继儒的名声：“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敉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不仅偏远地区的边民知道陈继儒的大名，一般通都大邑、繁华街衢的酒楼茶馆也莫不以悬挂陈继儒的画为荣，就连穷乡僻壤的小商小贩，也会打着陈继儒的招牌招徕生意。陈继儒名声日隆，士人趋之若鹜，求见和求字画者不绝于门，连他的好友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也自叹弗如。陈继儒书法落款/来源网络
为此，我特地向上海大学文学院李翰教授和复旦大学古籍专家陈广宏教授求教。陈广宏教授是明文化研究专家，主编过《陈继儒全集》,他看过“石门真隐”及“雲間陳仲儒爲伯玉先生書”落款石刻资料后认为：既然落款标有“云间”，其意指陈继儒应该没有问题，但将“仲醇”和“继儒”各取一字混搭，目前尚未发现。李翰教授认为：对比落款的石刻原貌和拓片，原石“陈□儒”中间一字较模糊，仔细辨认，该字左边似“继”字左偏旁起笔，由于“继”字笔画较繁，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字体上细小的留存容易剥落，不排除剥落后的“继”字化繁为简，与“仲”字形似。陈广宏教授对陈继儒的“真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真隐，正是陈继儒所倡导的山人隐士的品行志节。在陈继儒看来，隐逸，首先须是真隐。其论严子陵曰：“古君子之隐也，或博徒焉而隐，或侩牛焉而隐，或监门焉而隐，或吹竽，或狗屠，或焚其山至死不出焉而隐。之数者，是皆与世汶汶，与俗泯泯，灭其姓，湮其名，斯所称高士也哉。至子陵之披羊裘而钓，希冀光武之荣宠以自炫，吾不敢谓之高隐矣。”陈继儒的态度很明确：“吾独怪子陵之非其真也。”他认为，真隐与否，关乎德性诚笃，关乎人的自我完善，真隐者，须心无杂念，坚执德性高洁才是。陈广宏教授还指出：陈继儒的作品落款一般以“陈继儒”、“云间陈继儒”、“眉公陈继儒”较多，钤印以“眉公”、“ 糜公”、“醇”、“儒”、“陈继儒印”、“列仙之儒”较多，但落款为“雲間陳仲儒”目前尚未发现，需要进一步考证其原因。近日，文友胡卫斌给我发来有关石门冲摩崖“石门真隐”石刻的照片，希望我能将此处石刻作个系统性的考证。面对他发来的一张张照片，一下子就激起我的兴趣。经多方考证，“云间陈仲儒”就是晚明时期松江大家陈继儒。到底是“继”字剥落成了“仲”字，还是胡吴祚特意将“雲間陳继儒”镌刻为“雲間陳仲儒”呢？还需要广大的读者共同来考证。胡吴祚本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行为谨慎，心思缜密，他不会也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考证需要严谨，如果仅凭明末清初社会的政治环境，尤其是清初统治者对汉文人的高压政策，以及桐城川门胡氏家族的明朝亲友圈来推测，胡吴祚是出于保全自己和亲友为目的而刻意修改，目前尚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和物证为依据。没有依据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其真正的原因考证留待证据的出现。在此，感谢张泽国馆长、陶渡庵先生、陈广宏教授、李翰教授、胡卫斌先生、胡庭豪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一并感谢赵金义先生、程唯慎先生、戴佐楠先生、许小凡女士、余克尚先生、丁光武先生提供资料和图片。